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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
　　文献考据是启功的长项，他的考据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与徐邦达不同，徐氏所据是比较的文献--书画著录，而启功所据范围广泛，除书画著录外，还广取各种文献史料，孙机的舆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筑研究同样在书画鉴定中起到很大作用。从研究方法上看，这样的人才奇缺，而在学术界精通书画的人又极少，启功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故而他在运用学术研究的功底，进行书画鉴定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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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纸绢的年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测出几中的时间差。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不妨说，人的经验是软件，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再经比较，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从这个角度说，“肉眼一观”、“人脑一想”，是否“万无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
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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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着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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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这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里弱、水平低，常至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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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以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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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别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容众。一次外地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